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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的非標貸款，可謂一體兩面，一方面，城投非標占比高，可能說明城投債務結構不夠健康、利息成本高，進一步反映城投資質較弱，無法獲取銀行貸款或債券等相對低成本的借款；而另一方面，非標的借貸流程更為靈活，可以作為城投應對流動性的“后手”，若城投連非標都得不到青睞，可能說明誼地區的債務壓力較大，由于融資租賃的數據披露相對完善，本文以融資租賃角度出發，分析各地區融資租賃情況，并結合市場關注度比較高地區融資租賃的變化推演哪些區域可能存在風險，以供授資者參考。

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件和供貨人的選擇，向供貨人購買租賃物件提供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租賃期限結束后，一般由承租人以象征性的價格購買租賃物件，租賃物件的所有權由出租人轉移到承租人，金融租賃公司和融資租賃公司均能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按照控股方/關聯方關系，融資租賃公司可細分為供應鏈系、平臺系和獨立第三方系，平臺系關聯城投平臺，業務涉及基礎設施、公用事業方面的融資租賃。

2015年至今，合計824家租賃公司從事城投融資租賃，其中包括67家金租以及699家商租，金租公司中，國銀金租、光大金租、華夏金租、華融金租等從事的融資租賃金額在各金租公司中處于前列，江蘇、浙江、山東、四川、湖北、重慶為金租公司開展業務較多的省份，2022年，金租公司合計從事的融資租賃金額較2020年下降17.28%，商租公司中，平安國際融租、中航國際融租、遠東國際融租、遠東宏信（天津）融租、平安國際融租等從事的融資租賃金額在各商租公司中處于前列，江蘇、浙江，四川、廣東、山東和天津為商租公司參與地區較多的省份，2022年，商租公司合計從事的融資租賃金額較2020年增長37.60%，699家商租公司中，其中389家為平臺系商租，2022年，平臺系商租融資租賃金額較2020年增長54.64%，其中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天津、四川為平臺系商租從事業務較多的省份。

分省份看，江蘇、浙江、山東、四川等地城投參與的融資租賃事件較多，整體金額也較大；分地市看，成都市、鹽城市、湖州市、南通市等地市參與融資租賃的城投家數較多，金額也較大：分行政級別看，參與融資租賃的城投以區縣級平臺為主，其次為地市級，單家地市級城投的金額超過區縣級平臺，可能主要系城投資質差別導致的融資差異；分主體評級看，參與融資租賃的城投以AA為主，其次為AA+，主體評級越高，單家城投獲得的融資租賃金額越大。

一方面基于融資租賃金額口徑的一致性，一方面也是基于我們探究融資租賃變化更關注近幾年的變遷，因此我們主要以2020-2022年三年數據對比各個地區城投參與融資租賃的變遷。市場關注度較高的貴州、天津、云南、甘肅四個省份、天津和云南有較為明顯的規律。2020-2022年，天津市內城投參與融資租賃的事件筆數呈增長趨勢，城投家數有所波動，融資租賃金額則逐年攀升：金租退出的同時，平臺系商租補位。

2020-2022年，云南省內參與融資租賃事件的城投家數分別為24家、29家和22家，從事該地業務的租賃機構家數分別為39家、42家和28家，保持波動，與此同時，融資租賃事件筆數以及融資租賃金額呈下行趨勢；金租逐步退出，2022年，金租退出云南的同時，商租在云南開展業務的數量以及金額也在下滑。

融資租賃金額變化對區城風險提示作用較弱，因為參與融資租賃的城投個體資質變化、城投是否有合適的租賃物等因素不可拉，但結構變化可能能反映區域的部分風險，一般而言，會租公司規模較大，其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要求高于商租公司，因此若一個區域金租金額及商租金額同時下行，可能表明該地區風險較大，以融資租賃為代表的非標備用流動性不足：此外，若金租金額下行主要依賴平臺系商租補位，說明市場對該地認可度下降，因此建議關注金租金額下降且商租金額下降，或者金租金額下行同時平臺系商租金額上升的省市，此類省市可能存在區城資質弱化的風險。

金租金額及商租金額同時下行的省市：對比2020年與2022年，從省份看，云南、山西、江蘇和黑龍江4個省份金租及商租融資租賃金額同時下降；從地市看，40個地市金租及商租融資租賃金額同時下降，包括南京市、南通市、淮安市、鎮江市、宿遷市、淮北市、鹽城市、柳州市、常州市、貴陽市等。

金租金額下降同時平臺系商租金額上升的省市：對比2020年與2022年，從省份看，12個省份金租金額下降的同時，平臺系商租融資租賃金額上升，其中江西、四川、天津、云南等變化的絕對金額較大；從地市看，45個地市金租融資租賃金額下降的同時，平臺系商租金額上升，包括昆明市、南昌市、成都市、西安市、揚州市、泰安市等。

風險提示：融資租賃僅是非標產品的一種，可能無法完全以此為依據分析區域信用風險；參與融資租賃的個體資質不同可能導致缺乏整體參考意義；城投口徑判斷有誤；融資租賃事件收集不完整。